塑膠公約談判進展：企業如何因應全球減塑法規？
如果說氣候變遷正在重新定義能源與產業系統，那麼塑膠污染正在重新定義企業對「產品」與「包裝」的理解。
過去企業談塑膠，通常把它視為一個廢棄物管理問題。產品賣出去之後，包裝被消費者丟掉，接下來就是地方政府、回收業者或廢棄物處理系統的責任。但過去幾年，全球政策正在發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塑膠問題開始從「產品使用後怎麼處理」，逐漸往前延伸到「塑膠是怎麼被生產、設計、使用與管理的」。
這正是全球塑膠公約（Global Plastics Treaty）最重要的背景。
2022年3月，聯合國環境大會第五屆續會（UNEA-5.2）通過具有歷史意義的第5/14號決議，決定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以處理塑膠污染，包括海洋環境中的塑膠污染。這項決議特別要求採取涵蓋塑膠「完整生命週期」（full life cycle）的方式，也就是不能只談廢棄物，而必須把塑膠的生產、設計、使用與最終處置都納入。
這個轉變非常重要。
因為它代表全球塑膠治理的問題，已經從「我們怎麼把垃圾處理掉」，逐漸變成「我們究竟應該生產多少塑膠、什麼樣的塑膠、用在哪裡，以及產品在使用後如何回到循環系統」。
而這些問題，最後都會回到企業身上。
為什麼全球需要一個塑膠公約？
塑膠本身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壞東西」。
它輕、便宜、防水、耐用，可以保護食品、降低運輸重量，也被廣泛應用於醫療、電子、汽車、建築與各種工業產品。問題不是人類使用了塑膠，而是全球塑膠的生產與消費規模已經遠遠超過現有循環與廢棄物管理系統可以處理的能力。
UNEP指出，全球塑膠產量自1950年代以來快速增加，2019年的塑膠生產量已達約4.6億噸；如果沒有進一步政策干預，到2060年全球塑膠使用量可能增加至約13.2億噸。
OECD的模型也呈現類似趨勢。在目前政策延續的情境下，全球塑膠廢棄物可能從2019年的3.53億噸增加到2060年的約10.14億噸，接近三倍。其中包裝等短生命週期產品將是重要的增長來源。
問題因此不只是「回收率不夠」。
如果每年新增的塑膠數量持續增加，即使回收系統效率有所改善，整體塑膠廢棄物仍然可能繼續增加。
這就是塑膠公約與過去傳統回收政策最大的差異之一。
它開始把問題往源頭移動。
也就是從「如何處理更多垃圾」，轉向「如何減少不必要的塑膠、改善產品設計、提高可重複使用與可回收性，並讓塑膠材料在經濟體系中更長時間保持價值」。
從海洋垃圾，到全球塑膠治理
塑膠公約並不是突然出現的。
在2022年UNEA通過第5/14號決議之前，國際社會已經多年討論海洋塑膠垃圾、微塑膠、塑膠廢棄物跨境運輸以及化學物質等問題。
例如《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在2021年生效的塑膠廢棄物修正案，就已經強化部分塑膠廢棄物跨境運輸的管理，包括對特定類型塑膠廢棄物適用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程序。
但這些既有國際制度仍然無法完全解決塑膠問題。
因為塑膠污染涉及的不是單一國家的廢棄物系統，而是一條跨越全球的價值鏈。
石化產業生產原料，聚合物製造商生產樹脂，包材企業進行加工，品牌商設計產品與包裝，零售商銷售產品，消費者使用，地方政府與回收業者負責收集與處理，最後還涉及廢棄物跨境運輸。
任何一個環節改變，都可能影響其他環節。
因此，全球塑膠公約真正想建立的，是一個比單純廢棄物管理更完整的國際治理框架。
2022年：全球正式啟動塑膠公約談判
2022年3月的UNEA第5/14號決議，是整個進程的關鍵起點。
決議要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召集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制定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
最初的政治目標，是希望在2024年底之前完成談判。
INC因此在2022年底正式開始工作，先後經歷烏拉圭Punta del Este、法國巴黎、肯亞Nairobi、加拿大Ottawa，以及韓國Busan等地的談判。2024年底在Busan舉行的INC-5.1原本被視為可能完成談判的重要階段，但各國仍然無法就關鍵議題達成共識。
之後，談判在2025年8月於日內瓦進行INC-5.2。
這一次的目標更加明確：希望完成公約文本，並交由後續外交會議正式通過。
但結果仍然沒有達成共識。
經過十天談判，來自183個國家的超過1,400名政府代表，以及接近1,000名觀察員參與會議，但各國最後仍無法就條約文本取得共識。會議於2025年8月15日休會，並同意未來繼續談判。
因此，今天談「塑膠公約進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先把這件事說清楚：
全球塑膠公約目前仍然沒有正式完成，也還不是一項已經生效的全球性法律。
但這並不代表企業可以等。
因為即使全球公約尚未完成，許多國家與區域已經開始制定自己的塑膠與包裝法規。
為什麼塑膠公約一直談不攏？
如果只看新聞，很容易把塑膠公約談判理解成「各國還沒談好」。
但真正的問題比這複雜得多。
最核心的爭議之一，是：全球到底應該限制什麼？
一種方向是建立更強的全球性措施，直接限制某些高風險或不必要的塑膠產品、化學物質，甚至討論塑膠原生生產量或供應量。
另一種方向則更強調由各國自行決定政策工具，優先改善產品設計、回收、再利用、廢棄物管理與循環經濟。
這兩種思路背後其實代表不同的產業與發展利益。
對高度依賴石化產業與塑膠製造的國家而言，如果全球條約直接設定生產限制，可能涉及能源、出口、產業投資與就業。
對許多高度依賴進口塑膠產品、但廢棄物管理能力有限的國家而言，則更希望全球建立強有力的源頭減量與生產者責任制度。
因此，塑膠公約談判的真正難題，不只是環境問題。
它同時涉及產業政策、貿易、能源、發展、財務以及全球價值鏈。
「減塑」到底是在減什麼？
這也是企業需要理解塑膠公約談判的一個關鍵。
「減塑」並不只是要求企業把塑膠換成紙。
如果一個產品只是從塑膠包裝改成複合紙包裝，但材料無法回收，甚至需要更多能源與材料才能製造，環境效益未必如想像中簡單。
因此，塑膠公約談判逐漸形成一個更加完整的生命週期思維。
UNEP對life-cycle approach的解釋非常清楚：解決塑膠污染不能只依靠回收，而需要同時考慮減少一次性與短生命週期塑膠、建立重複使用系統、改善產品設計、提高回收能力，以及改善最終廢棄物管理。
這對企業的意義非常大。
因為未來企業可能不再只是被問：
「你的產品有多少比例可以回收？」
而是被問：
「你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包裝？」
「這個包裝是否可以重複使用？」
「是否可以減少材料？」
「材料是否容易被分類？」
「是否含有受到關注的化學物質？」
「使用了多少再生塑料？」
「產品使用完之後，誰負責把它重新帶回循環系統？」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Waste Management問題，而是Product Design問題。
公約談判最重要的幾個議題
目前談判文件與相關討論中，可以看到幾個對企業特別重要的政策方向。
第一，是塑膠產品與包裝的設計。
如果一個產品從設計之初就混合多種難以分離的材料，即使消費者願意回收，後端也可能沒有經濟上可行的方式處理。
因此，Design for Recycling、Design for Reuse以及Material Simplification等概念的重要性正在增加。
第二，是化學物質。
塑膠不是單純的聚合物。不同塑膠產品可能包含增塑劑、阻燃劑、色料、穩定劑以及其他添加物。UNEP指出，塑膠相關化學物質的種類與數量也隨著全球塑膠生產與使用增加而增加。
因此，未來的塑膠政策很可能不只關心「塑膠有多少」，也會越來越關注「塑膠裡面有什麼」。
第三，是生產者責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也就是EPR，正在成為全球塑膠政策非常重要的工具。
它的基本概念，是讓產品生產者或品牌商對產品生命週期結束後的成本與管理承擔更多責任，而不是把所有成本留給政府與納稅人。
這可能涉及生產者繳費、回收義務、再生料使用、資訊揭露、包裝設計以及回收系統投資。
第四，是再生材料。
如果企業只要求「可以回收」，但市場上沒有足夠的再生材料需求，循環經濟仍然很難形成。
因此，越來越多政策開始從「recyclable」走向「recycled content」。
也就是不只是要求產品理論上可以回收，而是要求企業實際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材料。
第五，是資金。
如果全球要建立更好的收集、分類、回收與再利用系統，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基礎設施投資。
因此，塑膠公約談判中的Finance與Means of Implementation，也是重要議題之一。這也是為什麼塑膠公約不只是環境部長在談的問題，而會涉及財政、產業與發展政策。
企業不能等公約通過才開始準備
對企業來說，最容易出現的一個錯誤，是把全球塑膠公約理解成「等聯合國談完之後，再看要不要做」。
事實上，企業面對的法規環境早已開始變化。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盟。
2026年8月12日，歐盟《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Regulation》（PPWR）開始適用。這套規則建立了涵蓋包裝整個生命週期的共同框架，涉及包裝減量、可回收性、再生材料、重複使用以及廢棄物管理等多個面向。歐盟也明確表示，新制度將逐步降低包裝廢棄物，並強化二次原料市場。
這裡最值得企業注意的，不是「歐盟有一個新法規」。
而是它代表一種政策方向。
企業過去可能只需要回答「我們的包裝符合哪一個國家的法規」，未來則可能需要建立一套跨市場的包裝資料與設計能力。
尤其對跨國品牌而言，同一個產品可能同時面對不同國家的EPR、包裝標示、再生料比例、回收設計與一次性塑膠限制。
這會直接影響產品設計與供應鏈。
包裝將逐漸從Marketing問題變成Compliance問題
這可能是品牌企業最需要注意的變化之一。
過去包裝設計主要由Marketing、Packaging Design與Product Development決定。
包裝要漂亮、要有品牌辨識度、要保護產品、要方便運輸，也要控制成本。
未來則可能增加另一個問題：
這個包裝在不同市場是否都合規？
例如，同一款產品如果使用不同材料組合，可能在一個國家具有較高回收價值，在另一個國家卻被視為難以回收的複合材料。
如果包裝上有不同材料，企業可能需要更精確地掌握材料組成。
如果不同市場有不同再生料要求，採購部門也需要知道原料來源與再生料含量。
如果EPR費用與包裝重量、材料種類或可回收性有關，那麼產品設計的每一個選擇，都可能開始產生財務影響。
因此，Plastic Compliance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像Carbon Compliance。
企業需要建立資料。
而且不是只建立一份報告，而是建立可以一路追溯到產品與供應商的資料系統。
企業現在最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建立Plastic Inventory
對企業而言，第一步其實不需要立刻更換所有包裝。
先搞清楚自己用了多少塑膠。
這聽起來簡單，但很多大型企業未必真的知道答案。
企業可以先建立Plastic Inventory，至少掌握不同產品、包裝與市場的材料資訊。
例如產品本體用了什麼塑膠？一次性包裝有哪些？運輸包裝有哪些？塑膠重量多少？是哪一種polymer？是否含有複合材料？是否有再生料？供應商是誰？在哪個國家生產？最後進入哪個市場？
這套資料未來可以成為企業因應塑膠法規的基礎。
它與企業現在建立GHG Inventory其實有相似之處。
GHG Inventory是在回答「我們排放多少」。
Plastic Inventory則是在回答「我們把多少塑膠帶進市場」。
而下一步，就是知道這些塑膠去了哪裡。
第二步：不要只看可回收性，要看整個生命週期
企業很容易把「recyclable」當成終點。
但真正的Circular Design應該更加完整。
例如，一個包裝即使技術上可以回收，如果當地沒有收集系統，或者材料價值太低，實際上仍然可能進入掩埋或焚化。
因此企業需要開始建立更完整的Packaging Lifecycle Assessment。
從原料、製造、運輸、使用，到回收、再利用或最終處置，都應該納入考量。
這也意味著企業在做包裝減量時，不應該只追求「塑膠重量減少多少」。
有時候，更好的結果可能來自重新設計產品，使它不需要那麼多包裝。
有時候則是從一次性轉向reusable system。
有時候是從多材料轉向單一材料。
有時候則是提高再生料比例。
這些選項需要根據產品與市場條件逐一評估。
第三步：把Plastic Strategy放進採購與供應鏈
塑膠問題最後一定會進入Supply Chain。
因為品牌商未必自己生產包裝。
很多包裝由converter、printing supplier、injection molding supplier、packaging manufacturer或contract manufacturer提供。
如果企業只要求Tier 1供應商提供「可回收包裝」，但不知道材料來自哪裡、是否含有再生料、是否符合當地法規，未來仍然會面臨資料與合規風險。
因此，企業可以開始把塑膠相關要求放入Supplier Code of Conduct、Technical Specification與Procurement Criteria。
例如要求供應商提供polymer type、material weight、recycled content、chemical information、recyclability以及相關認證或測試資料。
這些資料未來不只是ESG報告使用，也可能直接進入法規申報與客戶要求。
第四步：重新檢查企業的產品設計
真正具有長期價值的Plastic Strategy，不應該只是一個Compliance Project。
如果企業每年花大量資源計算EPR費用、填寫包裝資料、處理法規申報，但產品設計完全不變，那麼成本只會不斷增加。
更好的方向，是把塑膠策略前移到Design Stage。
例如在產品設計階段就設定Packaging Weight、Recycled Content、Material Simplicity、Reuse Potential與Recyclability等設計指標。
這樣企業就不是等法規來了才修改產品，而是在產品進入市場之前，就把未來法規風險納入設計。
這個邏輯與Climate by Design其實非常類似。
塑膠公約最後會不會改變企業的商業模式？
這是我認為企業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
如果未來全球塑膠政策逐漸從回收走向減量、再利用、再生材料與生產者責任，那麼受到影響的就不只是包裝供應商。
零售、食品飲料、消費品、紡織、電子、汽車、物流與電商等產業，都可能需要重新思考產品與包裝模式。
例如食品業可能增加reusable packaging。
零售業可能重新設計transport packaging。
服裝企業可能減少塑膠polybag。
電商可能重新設計delivery packaging。
電子產業可能重新思考產品包裝材料。
飯店與餐飲業則可能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品。
這些改變表面上是「減塑」，但更深層其實是在重新設計產品與服務模式。
從Climate到Plastic，企業正在進入新的環境合規時代
過去十年，企業永續管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Carbon。
企業建立GHG Inventory、設定Science-Based Targets、管理Scope 3、回應CDP，最後把氣候議題逐漸納入投資與企業策略。
下一個正在形成的環境管理議題，很可能就是Plastic。
但塑膠與碳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Carbon主要是一個全球性的氣候指標，可以透過CO₂e進行相對標準化的量化。
Plastic則更加複雜。
它涉及材料種類、產品設計、化學物質、回收系統、地方基礎設施、消費者行為、再生材料市場與跨境政策。
因此，企業不能期待一個像「碳排放量」一樣簡單的單一指標就能解決塑膠問題。
這也是全球塑膠公約談判如此困難的原因。
它不是單純要建立一個新的環境標準，而是在嘗試建立一套全球塑膠經濟的共同遊戲規則。
今天公約還沒有完成，企業為什麼已經需要行動？
截至2026年9月，塑膠公約談判仍然處於推進階段。
2025年8月的INC-5.2未能達成最終文本共識；2026年2月的INC-5.3主要處理組織與行政事項，並沒有進行實質談判。
目前，談判委員會正準備下一階段工作。
UNEP資料顯示，2026年8月已經公布與未來外交會議相關的可能決議元素，而2026年9月27日至30日，INC成員將在泰國曼谷進行第二次非正式Heads of Delegation面對面會議。
這代表全球談判雖然仍然沒有完成，但進程並沒有停止。
而且企業真正需要關注的，其實不是「公約什麼時候簽署」。
因為企業的法規風險通常不會等到聯合國公約正式生效才開始出現。
歐盟已經有PPWR。
不同國家已經建立EPR制度。
許多市場正在限制一次性塑膠。
再生材料需求正在增加。
品牌客戶也開始要求供應商提供更完整的塑膠資料。
所以企業真正需要做的，是把全球塑膠公約視為一個長期政策方向，而不是一個單一法規事件。
從「減塑」走向「塑膠轉型」
我認為企業下一階段需要的，不只是Plastic Reduction Plan，而是Plastic Transition Strategy。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使用多少塑膠？
第二個問題是：哪些塑膠是必要的，哪些其實可以取消？
第三個問題是：哪些產品可以改成reuse？
第四個問題是：哪些材料可以提高recycled content？
第五個問題是：哪些包裝可以重新設計？
第六個問題是：供應鏈是否有能力提供未來需要的材料與資料？
最後才是：不同市場的法規要求是什麼？
這個順序非常重要。
如果企業一開始就從「怎麼符合某一條法規」出發，很容易變成被動Compliance。
但如果從產品生命週期與商業模式出發，企業就有機會把減塑變成產品創新、成本管理、供應鏈韌性與市場競爭力的一部分。
塑膠公約真正要改變的，不只是垃圾
回頭看2022年的UNEA第5/14號決議，可以更清楚理解全球塑膠公約真正的意義。
它不是要建立一個「全球回收計畫」。
它真正想做的，是建立一套涵蓋塑膠完整生命週期的國際治理框架，從生產、設計、使用，一直到最終處置。
這也是為什麼這項談判如此重要。
因為如果未來的全球規則真的逐漸形成，那麼企業面對的就不只是「垃圾變多」這個問題。
產品設計會改變。
包裝會改變。
採購規格會改變。
供應商要求會改變。
材料市場會改變。
EPR成本會改變。
甚至商業模式也可能改變。
而這場轉型其實已經開始。
全球塑膠公約目前還沒有落地，但企業已經可以看到它正在形成的方向：從一次性走向循環、從廢棄物管理走向生命週期管理、從企業自願行動走向更強的法規要求，從「可以回收」走向「真正被循環利用」。
因此，對企業而言，最合理的策略不是等待最後一個條約文字出現之後才開始行動。
真正需要做的是現在就建立自己的Plastic Baseline、盤點產品與包裝、理解主要市場法規、建立供應商資料、重新檢視產品設計，並把減塑與循環經濟逐漸放進企業的產品與商業策略。
因為下一階段的塑膠治理，可能不再只是問企業：
「你回收了多少塑膠？」
而是開始問：
「你為什麼需要生產這麼多塑膠？」
這兩個問題，看起來只差一點點，背後代表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企業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