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氣候韌性，從社區開始建立

過去十多年，全球談論氣候韌性（Climate Resilience）時，經常從國家層級的大型基礎建設開始談起，例如防洪工程、水庫、海堤、城市排水系統、電網升級，以及大型氣候資料與預警系統。這些投資當然重要，但隨著氣候風險持續升高，一個越來越明確的問題正在浮現：即使一個國家擁有完整的國家級氣候政策與大型基礎建設，真正面對熱浪、洪水、乾旱、山崩、颱風與水資源短缺的，仍然是每一個城市、村落、社區、家庭與企業。如果最靠近風險的人沒有資訊、沒有資源，也沒有參與決策的能力，再完整的國家級韌性架構，都可能在最後一公里失效。

因此，下一代的氣候韌性正在從「建設更大的防護系統」，逐漸走向「建立更有能力的地方社會」。這並不代表大型基礎建設不重要，而是我們開始理解，韌性不是單一工程的結果，而是一個由資訊、制度、資金、基礎建設、社會關係與地方行動能力共同形成的系統。真正具有韌性的社區，不只是遇到災害時能夠被保護，而是在災害發生之前，就有能力辨識風險、理解風險、做出決策，並且在衝擊發生之後迅速恢復。

這個轉變也與全球氣候適應融資的現實有關。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 2025 年發布的《Adaptation Gap Report》指出，發展中國家到 2035 年每年所需要的氣候適應資金，依不同估算方法約為 3,100 億至 3,650 億美元，但 2023 年國際公共適應融資只有約 260 億美元，需求與現有資金流之間存在 12 至 14 倍的巨大差距。這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只依靠少數大型國際資金或政府大型工程，把所有氣候風險一次解決。未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有限的資金更有效地進入地方，並讓社區本身成為氣候適應的執行者，而不只是資金的最終受益者。

氣候風險真正發生的地方，不是在報告裡

企業做氣候風險評估時，經常會看到一張張漂亮的風險地圖。某個工廠位於高洪水風險區，某個供應商所在的地區可能面臨極端高溫，某個倉庫可能受到颱風或海平面上升影響。這些資訊對於企業制定氣候策略非常重要，但地圖本身並不會降低風險。

真正決定一個地方能否承受氣候衝擊的，是地圖背後的人。

同樣一場洪水，對不同社區造成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一個有完善預警系統、居民彼此熟悉、地方政府有應變機制、企業有備援計畫的社區，可能在洪水到來之前就完成撤離，並在幾天內恢復商業活動；另一個沒有預警資訊、道路容易中斷、居民缺乏資源、地方政府與社區缺乏協調機制的地方，即使受到的降雨量相同，損失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氣候韌性不能只用「這個地方受到多少風險」來衡量，也必須開始衡量「這個地方有多少能力去應對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的氣候適應工作，越來越重視地方知識、社區參與與在地治理。因為中央政府可以提供氣候模型，氣象單位可以提供預測資料，企業可以提供供應鏈地圖，但真正知道哪一條道路一下雨就會淹、哪一個老人家沒有手機、哪一個農田最容易乾旱、哪一個社區在停電後會最先失去供水的人，通常就在當地。

這些看似零散的地方知識，其實正是氣候韌性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層。

預警系統真正重要的，不是「預測」，而是「能不能行動」

這一點可以從烏干達 Kampala 的 Bwaise 社區看到非常具體的例子。Bwaise 是一個容易受到洪水影響的城市社區，DARAJA 計畫自 2023 年開始，將居民、烏干達國家氣象局、地方組織與其他城市利害關係人放在同一個系統裡，共同設計更符合社區需求的天氣與氣候資訊。

這個案例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只是它建立了一個早期預警系統，而是它從一開始就把「人有沒有真的使用資訊」納入評估。根據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DRR）2025 年發布的案例研究，社區取得氣候資訊的比例由 59% 提升到 100%，對預報的理解程度由 44% 提升到 63%，而根據警報採取早期行動的覆蓋率則達到 100%。換句話說，這個系統所追求的不是「我們已經發布預警」，而是「居民收到之後知道這代表什麼，而且真的採取行動」。

這個差別非常重要。

很多氣候科技的設計仍然習慣從技術端開始思考，例如提高模型解析度、建立更複雜的衛星資料、增加感測器數量，或者開發新的氣候資訊平台。但如果最終使用者不知道這些資訊代表什麼，也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做什麼，那麼再精準的資料也不一定能轉化成韌性。

真正有效的氣候科技，應該是把「資料」轉換成「決策」。

對農民來說，可能是收到資訊後決定提前收割；對社區來說，可能是提前清理排水系統；對學校來說，可能是決定是否停課；對企業來說，可能是提前調整物流、庫存或員工安排。當氣候資訊能夠進入這些實際決策，它才真正開始產生韌性價值。

從「替社區做決定」走向「讓社區決定」

如果早期預警解決的是「知道風險」，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誰決定怎麼處理風險」。

過去很多發展與氣候適應計畫，是由中央政府、國際組織或大型機構先設計一套方案，再把資源帶到地方執行。這種模式在大型基礎建設或高度專業的技術項目上仍然有其必要性，但在地方韌性上，越來越多經驗顯示，社區參與決策本身就是韌性的一部分。

印尼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世界銀行在 2026 年發布的經驗整理指出，印尼目前有超過 75,000 個村落接受直接財政移轉，用於地方發展與氣候韌性相關投資，平均每年約 38 億美元，並透過制度化的規劃程序讓社區參與地方優先事項的設定與專案管理。印尼也逐步將村級氣候風險資訊與財政配置連結，例如透過 Village Climate Risk Index 協助辨識較脆弱的村落，讓氣候風險資料開始影響資源配置。

這裡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資金規模，而是治理邏輯。

如果一個社區只能「申請」一個已經被別人設計好的氣候專案，它的角色仍然比較接近受益者。但如果社區可以參與辨識風險、決定優先順序、管理部分資金，再由政府與外部機構提供技術支援，那麼社區就開始成為氣候韌性系統的一部分。

這個轉變看起來只是治理方式的不同，但實際上會影響投資能不能持續。

一個外部機構可能花大量資金興建一套排水設施，但如果地方沒有維護機制，幾年後仍可能失效。相反地，一個由社區自己認為重要、自己參與規劃、並且知道如何維護的中小型項目，即使規模不大，也可能具有更長的生命週期。

因此，下一代的氣候韌性不只是「把更多錢投入社區」，而是「把部分決策權也帶到社區」。

社區韌性，其實也是地方經濟韌性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氣候韌性經常被當成環境議題，而不是經濟議題。

但對一個社區而言，洪水不是單純的環境事件。它可能意味著市場關閉、農產品無法運輸、商店沒有客人、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家庭收入下降，以及地方政府必須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災後重建。

因此，氣候韌性如果只看「避免多少災害損失」，其實還不夠。更完整的問題應該是：這個社區能不能在氣候衝擊下維持基本經濟活動？能不能讓居民持續取得收入？能不能讓小型企業快速恢復？能不能避免一次災害讓一個家庭多年累積的資產重新歸零？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的社區韌性計畫，開始把生計、農業、地方企業與自然資本放在同一個框架裡。

例如菲律賓在 2025 年啟動的 Community Resilience Project，也就是 Pagkilos，預計讓約 1,800 萬戶家庭在未來降低自然災害脆弱度。這項由世界銀行支持、總規模約 8.74 億美元的計畫，並不是單純由政府決定要蓋什麼，而是讓社區先辨識自身的氣候與自然災害風險，再制定韌性計畫，之後提供資金支持社區選出的優先項目。

這些項目包括洪水與乾旱防治、坡地保護、防風設施、既有基礎建設改善，也包括農林複合、濕地、水資源保育、氣候智慧農業與小型灌溉系統。也就是說，韌性投資同時在處理「降低風險」與「維持生計」兩件事情。

這種思維對亞洲尤其重要。因為在許多亞洲城市與鄉村，氣候風險與地方經濟高度重疊。農業、觀光、小型製造、零售、餐飲與地方服務業，都可能直接受到極端氣候影響。當氣候變化變得更頻繁，社區韌性其實就是地方經濟韌性的一部分。

自然解方也需要從社區開始

當我們談到 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時，也容易把它想成大型的生態工程，例如大規模造林、濕地修復或河川整治。但自然解方真正有效的地方，往往就在地方尺度。

一片濕地是否能夠持續發揮蓄洪功能，取決於土地使用、社區管理與地方治理；一個森林復育計畫是否能夠長期維持，也取決於當地居民是否有合理的生計選擇；農業地區是否能夠透過土壤管理、 agroforestry 或水資源管理提高抗旱能力，同樣需要地方知識與長期投入。

因此，NbS 不應該只是「把自然放進氣候計畫」，而是要思考誰管理自然、誰從中受益，以及誰承擔維護成本。

這也讓社區在氣候轉型中的角色進一步改變。社區不再只是氣候風險的承受者，也可以成為自然資本的管理者。當森林、水源、濕地、農地與城市綠地被視為韌性基礎設施時，地方居民所累積的知識與管理能力，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資產。

未來的氣候融資，必須解決「小而分散」的問題

社區韌性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障礙，就是金融。

大型風電、太陽能、電網、電池與工業轉型項目可以形成數億美元甚至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規模，對銀行與機構投資者而言比較容易建立投資架構。但社區韌性往往不是這樣。

一個村落可能只需要改善排水系統；另一個社區需要小型蓄水設施；某個農業區需要灌溉系統；某個城市社區需要遮蔭、降溫與綠化；另一個地方可能需要建立早期預警系統。每一個項目的資金需求可能不大，但如果把數千、數萬個社區加在一起，總需求卻非常龐大。

這正是氣候適應融資下一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把大量分散的小型韌性投資，變成金融機構可以理解、評估、管理與投資的資產組合。

政府財政、國際開發金融機構、保險、商業銀行、企業供應鏈資金，以及 blended finance 都可能扮演角色。真正需要創新的，不一定只是創造新的金融商品，而是建立一套能夠把地方風險、地方項目與資金需求有效聚合的機制。

如果沒有這個中間層，很多具有社會價值的社區韌性項目，仍然可能因為規模太小、交易成本太高、缺乏信用紀錄或缺乏可量化的現金流，而無法取得金融資源。

因此，下一代 Climate Finance 不只需要回答「要投資多少」，還要回答「如何讓資金進入那些真正需要它的地方」。

對企業而言，社區已經不是供應鏈之外的問題

這個趨勢也正在改變企業的氣候風險管理。

過去企業做供應鏈氣候風險分析，通常關注工廠本身，例如廠房所在地的洪水、高溫、水壓力與颱風風險。但如果供應鏈要真正具備韌性，就不能只看工廠的圍牆。

工廠所在的道路是否容易淹水？電力是否穩定？員工居住的社區是否受到熱浪影響？地方水資源是否足夠？供應商周邊是否有可靠的物流路線？當地政府的災害應變能力如何？如果員工因為家庭受到災害影響而無法工作，企業是否有應變機制？

這些因素都可能成為企業營運中斷的來源。

因此，企業下一階段的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y，可能需要從「facility resilience」逐漸走向「ecosystem resilience」。企業真正需要保護的，不只是自己的工廠，而是讓工廠能夠持續運作的整個地方系統。

這也代表企業可以開始思考新的合作方式。例如與地方政府共同改善水資源管理，與供應商共同建立高溫工作管理機制，支持供應鏈所在地的早期預警系統，或者與金融機構合作為小型供應商提供韌性投資資金。

這種做法與傳統 CSR 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企業單純「幫助社區」，而是企業開始理解，社區本身就是企業價值鏈的一部分。

衡量韌性，不能只計算「做了多少」

如果氣候韌性開始往社區移動，另一個重要改變就是衡量方式。

過去的專案管理，很容易用輸出來衡量成果。例如建立多少個避難中心、安裝多少個感測器、完成多少公里的排水系統、培訓多少名居民。這些指標並沒有錯，但它們只能回答「我們做了多少」。

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風險因此降低了多少」。

一個預警系統是否讓居民更早撤離？一個灌溉系統是否讓農民在乾旱期間仍然維持收入？一個社區防洪工程是否降低了商業中斷時間？一項高溫管理措施是否減少了員工健康風險與缺勤？一個森林復育項目是否同時改善水源與地方生計？

這些才是 Outcome。

烏干達 Bwaise 的經驗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因為它沒有停留在「我們建立了預警系統」，而是進一步測量居民是否取得資訊、是否理解資訊，以及是否採取行動。這種從 Output 走向 Outcome 的思維，未來也應該成為企業與金融機構衡量適應投資的重要方向。

如果企業未來要把 Climate Adaptation 納入資本配置，就更需要這樣的指標。因為董事會與投資人真正想知道的，不是「今年我們做了多少場氣候培訓」，而是「這些投資是否降低了營運中斷風險、保護了收入、降低了資產損失，並提高了供應鏈恢復能力」。

下一代韌性，核心其實是「能力」

從烏干達到印尼，再到菲律賓，我們看到的是三種不同形式的社區韌性，但背後有一個共同邏輯：真正的韌性不是把所有問題交給外部專家解決，而是讓地方本身逐漸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種能力包括取得資訊的能力、理解風險的能力、組織居民的能力、取得資金的能力、制定優先順序的能力，以及與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社區合作的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Community-led」不應該只是一個氣候專案中的漂亮形容詞。如果社區只是被邀請參加一次工作坊，卻沒有決策權、沒有資源，也沒有後續管理能力，那麼它仍然不是真正的社區主導。

真正的 community-led resilience，應該意味著社區參與風險辨識、參與規劃、參與資源配置，並且在專案結束後仍然有能力繼續維持。

這個觀念對未來的氣候治理非常重要。因為氣候變化不是一個兩年或三年的專案，而是一個持續數十年的結構性變化。沒有人能夠永遠依靠外部專案團隊來維持韌性。真正能夠長期運作的系統，必須把能力留在地方。

從社區開始，並不代表放棄大型系統

強調社區並不代表我們應該否定中央政府、大型基礎建設、國際金融機構或企業的角色。相反地，下一代的韌性需要把不同尺度連接起來。

國家可以建立政策與公共財政制度，城市可以整合基礎建設與土地規劃，氣象機構可以提供科學資訊，金融機構可以提供資金，企業可以投入供應鏈與地方經濟韌性，而社區則提供最接近實際風險的知識、判斷與行動能力。

真正有效的系統，不是把所有決策都放在中央，也不是把所有責任都丟給社區，而是讓不同層級各自發揮作用。

國家提供框架，地方提供判斷；科學提供資料，社區提供情境；金融提供資本，地方決定優先順序；企業提供資源與市場，社區參與創造解決方案。

這才是一個可以長期運作的氣候韌性生態系。

結語：未來的韌性，不只是把牆蓋得更高

氣候變化正在改變我們對「韌性」的理解。

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韌性是一座更高的堤防、一個更大的水庫、一套更精準的氣候模型，或者一份更完整的氣候風險報告。但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這些都只是韌性的一部分。

真正的韌性，最後還是回到人。

當居民能夠在洪水來之前收到並理解預警，當農民有能力調整生產方式，當小型企業有資金修復設備，當地方政府知道哪一個社區最需要資源，當企業開始把供應鏈所在地的社區視為自身營運系統的一部分，當金融機構能夠把資金送到那些規模雖小卻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地方，氣候適應才真正開始從政策文件走進現實。

下一代的氣候韌性，不只是讓我們在下一場災害中「損失少一點」。

更重要的是，讓一個社區在面對未知的氣候風險時，仍然有資訊、有資源、有選擇，也有能力自己做出決定。

因為真正具有韌性的地方，不是沒有風險，而是即使風險發生，它仍然有能力繼續生活、繼續工作、繼續創造價值，並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之後，比過去更有能力面對下一次。

這也許就是下一代 Climate Resilience 最重要的轉變：從「替社區建立防護」，走向「讓社區自己建立能力」。

而這件事情，應該從社區開始。

參考資料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5).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5: Running on Empty.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5). Measuring impact of community-led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Uganda.

World Bank. (2026). Leveraging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Platforms for Resilience: Lessons from a Global Knowledge Exchange in Jakarta.

World Bank. (2025). World Bank Supports Efforts to Strengthen Community Resilience for 18 million Households in the Philippines.

World Bank. (2025). Philippines Community Resilience Project (Pagkilos).